养心殿的烛火，在康熙皇帝玄烨的脸上投下深深浅浅的阴影。连续多日，天幕的揭示如同层层剥开的疮疤，从疆土沦丧、文化扭曲、民生对比，到外敌世仇、抗战惨烈、内部清算，再到倭国衰败与满汉仇杀循环，每一次都带来不同的震撼与刺痛。今夜，当那幽光再次亮起，康熙的心绪已从对外部威胁的审慎、对内政隐患的忧思，转向了一种更深沉的、关于历史评价与统治合法性的尖锐拷问。他预感到，这次天幕所揭示的，将直指他爱新觉罗氏江山最核心的叙事根基。
光幕上首先浮现的，是一段火药味十足的辩论：
“「不能要求岳飞爱宋朝的同时也去爱金朝」「不能因为今天讲民族团结，岳飞就不是民族英雄了，金人入侵、秦桧卖国也不能批判了」「这是当年抗战期间的汉奸理论！」”
康熙的目光微微一凝。岳飞抗金，秦桧主和，这是宋金旧事。天幕将此与“民族团结”、“汉奸理论”联系起来，并提到“抗战期间”，这显然是将历史上的宋金之争，与后世抗日战争时期对“汉奸”的批判进行了类比。其潜台词是：在民族存亡的对抗中，抵抗外敌者是英雄，妥协投降者是汉奸，这个标准不应因时代变迁、尤其是不能因后世强调“民族团结”而被篡改或模糊。这对他这个“金人”后裔（女真/满族被视为金朝后裔）的清朝皇帝而言，听来颇为刺耳，但也让他瞬间警惕——天幕要讨论历史评价，而且是涉及“华夷之辨”和“忠奸之辨”的敏感评价。
紧接着，矛头直指：
“更明确反对某些‘清史专家’，洗白洪承畴、吴三桂之流的叛国降清罪行的论调：「一个人难道就可以背叛自己的国家么？」”
“洪承畴”、“吴三桂”！这两个名字，如同惊雷，在康熙耳边炸响。洪承畴，前明蓟辽总督，兵败被俘后降清，为清军入关、平定南明立下汗马功劳，是他皇祖父皇太极和父皇顺治皇帝都予以重用的“开清重臣”。吴三桂，前明山海关总兵，引清兵入关，后来虽叛乱，但其前期功劳亦被清廷承认。在清朝官方叙事中，此二人是“识天命”、“顺潮流”的“俊杰”。然而，在天幕引用的后世争论中，他们被毫不留情地指为“叛国降清的汉奸”，其行为被质疑为“背叛自己的国家”。而试图为他们“洗白”的“清史专家”，则被置于道德和舆论的对立面。
康熙感到胸口一阵发闷。这是对他清朝立国基础赤裸裸的否定。如果洪承畴、吴三桂是“汉奸”，那么重用他们的清朝是什么？接纳他们的爱新觉罗氏又是什么？这不仅仅是个人评价问题，这关系到清朝入主中原的正当性论述。
天幕随即点出，以“葛建雄（应为葛剑雄）教授”为代表的、主张“1840年史观”和“版图中国论”的老一辈学者，正在与新一代竭力给满清王朝洗白、给洪承畴、尚可喜等汉奸洗白、甚至贬低岳飞、文天祥民族英雄地位的“清粉清吹”、“新团结壬”彻底割席。天幕详细列举了这些“清史专家”（点名阎某年、李某亭等）的“谬论”：
在尚可喜故乡辽宁海城举办研讨会，称尚可喜“能认清大局，顺应潮流和民心……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并质疑从“狭隘汉族民族主义”评判尚可喜，进而牵扯到岳飞、文天祥是否民族英雄的问题。当地修建尚可喜纪念馆，对联褒扬其“择主而事”、“保清统一”。
在福建南安洪承畴纪念园，展示对联“辅国堪称真学士，爱民即是大英雄”。在其纪念馆活动中，清史专家称洪承畴是“功在中华一统的民族英雄”，其降清是“乱世中能保存自己，亦能建功立业”，“为重新统一国家而多有建树”，“为进一步密切满汉民族关系……做出了毕生的努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康熙看着这些引文，脸色变幻不定。这些后世“清史专家”的言论，某些方面甚至比清朝官方的评价走得更远、更露骨，将洪、尚等人直接捧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并试图以此重新定义“忠奸”标准，甚至动摇岳飞、文天祥的崇高地位。这种论调，连主张“版图中国论”的老学者都要与之割席，可见其争议之大。康熙敏锐地察觉到，这不仅仅是学术争论，背后是汹涌的民意和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那些“清粉清吹”被指为“逆向种族主义者”，目的是“把中华和汉族割离开来，把中华文化和华夏文明割裂开来”。这让他想起之前天幕关于“衣冠尽毁”、“祭祀乱象”的批判，似乎指向同一种力量——试图淡化乃至否定汉民族主体性的叙事。
然而，接下来天幕笔锋陡转，抛出了一个更为惊人、甚至堪称骇人听闻的“推测”：
公元1840年后侵略中国的欧洲殖民者（特别是犹太资本集团），与统治中国的满清王朝，“从根子上就是同一伙人，正是华夏民族的千年大敌，【羯胡】人的后裔或近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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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幕详细“论证”：被汉朝击败西迁的北匈奴/康居/乌孙人在南俄草原建立犹太教国家“可萨汗国”。其遗民一支成为操控欧美资本的犹太人（可萨人“夺舍”了古希伯来犹太人）；另一支东迁成为贝加尔湖地区的通古斯人（布里亚特人），其中一部南迁至长白山，成为明朝册封的【建州女真部】，即后来改称【满洲】的八旗核心。因此，满洲八旗本质上是可萨人“夺舍”了女真人的“换皮产物”。犹太国际资本集团与满清八旗集团是“同一祖源”，是“共同压制华夏民族、奴役汉人敲骨吸髓的亲密合作伙伴”，其仇恨是“可萨犹太族群与华夏民族的两千年血仇”。西晋末年“五胡乱华”时恶行最残暴的羯胡，被指为可萨犹太人后裔（引用一本自称石勒后代者所着书籍为“证”）。
基于此，天幕重新解释了鸦片战争后的历史：可萨犹太资本操控的欧洲列强，与作为可萨犹太东亚支系的满洲八旗集团“接上了头”、“相见恨晚，迅速狼狈为奸”。满清深知自己是“夷狄胡族窃据中华帝位”，防汉优先，因此对欧洲列强的割地、租界等要求视为“算不得生死攸关”，反而借助列强提供的枪炮、整顿海关、镇压太平天国等汉人起义来维系统治。“以中华之物力，结诸国之欢心”，“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出让主权换取列强支持，硬生生多续命六十年，而这六十年正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关键期，导致中国与欧美列强国力差距拉大到“百年之遥”，“与非洲原始部落等同”。满清灭亡后留下烂摊子，割让台湾等遗祸至今。
天幕最后痛斥满清“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注定遗臭万年！！”并指斥21世纪影视圈清宫剧、网络清粉清吹大V鼓吹满清“版图贡献”，是想给“大清王朝奠定现代中国领土基础”打上思想钢印，并幻想获得“犹太近亲在欧美国家那样的特权民族地位”，高呼“——做梦！！！”
康熙坐在御座上，身体僵硬，脸色在烛光下先是涨红，继而变得惨白，最后化为一种死灰般的青灰色。他感到一阵天旋地转，仿佛整个养心殿都在晃动。耳朵里嗡嗡作响，心脏狂跳，几乎要冲破胸膛。
荒谬！恶毒！匪夷所思！丧心病狂！
这是康熙脑海中第一个爆发的念头。将爱新觉罗氏的祖先，与什么“可萨汗国”、“犹太教”、“羯胡”联系起来，甚至说满清与西洋列强是“同一祖源”、“亲密合作伙伴”，这简直是闻所未闻、荒诞绝伦的污蔑！是彻头彻尾的、充满恶意的捏造！
他爱新觉罗氏，是长白山天女所诞，是建州女真豪酋之后，世受大明册封，虽然后来崛起与明朝对抗，但根正苗红，何曾与万里之外的什么“可萨犹太人”、“羯胡”有半分瓜葛？这分明是后世一些心怀叵测之徒，为了彻底否定大清，不惜编造出如此离奇、恶毒的血统阴谋论！
然而，在极致的愤怒和荒谬感之后，一种更深的、冰寒刺骨的恐惧，悄然攫住了康熙的心。不是因为那荒诞的“血统论”，而是因为这套“理论”所指向的、对他大清统治本质的终极否定。
这套“理论”将大清定位为：一个与华夏文明截然对立、甚至有着“两千年血仇”的异族（且被描述为极其邪恶的“可萨/羯胡/犹太”集团）对中国的“夺舍”和“寄生”统治。其与西洋列强的勾结，不是为了“保大清”，而是基于“同一祖源”的天然合作，目的是共同压制、奴役华夏民族。大清的一切政策，尤其是防汉、抑汉、借助洋人镇压汉人反抗，都被纳入这个叙事框架，成为“证据”。甚至大清后期的衰败、与世界潮流的脱节，也被归咎于这个统治集团为了维护自身“夷狄”统治，不惜牺牲整个中国的发展机遇。
这比简单的“夷狄窃据”指控要致命得多。它给大清扣上了一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且“天生邪恶、与华夏有宿仇”的终极帽子。在这个叙事下，洪承畴、吴三桂、尚可喜等人的投降，不仅仅是“识时务”，更是“助纣为虐”，帮助这个“邪恶异族集团”奴役自己的同胞。而为这些人翻案的“清史专家”，则成了这个“邪恶集团”在思想领域的当代代理人，其目的是混淆是非，为历史上的压迫和当代可能存在的“特权”诉求张目。
康熙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天幕开头要激烈争论岳飞、文天祥的评价，要批判为洪承畴等人翻案的论调。在“可萨-满清-犹太资本”这个宏大而黑暗的叙事阴影下，岳飞、文天祥的抗争，成为了华夏民族反抗“异族夺舍”的永恒精神象征；而洪承畴等人的投降，则成了背叛族群、助纣为虐的永久耻辱。任何试图模糊这个界限的行为，都会被视作为那个“邪恶叙事”服务的“汉奸理论”或“逆向种族主义”。
“梁九功。”康熙的声音嘶哑得几乎无法辨认，带着一种近乎虚脱的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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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奴婢在。”梁九功早已吓得魂不附体，匍匐在地，头紧贴金砖。
“去……传所有在京的满大学士、部院满尚书、八旗都统、领侍卫内大臣……还有，汉大学士中，熊赐履、李光地、王熙……南书房，即刻觐见。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半个时辰内不到者，革职拿问！”康熙的语气带着一种濒临爆发的、可怕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