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马光的不懈努力下，掌握朝政的的变法派在巨大的舆论声势面前被迫同意由朝廷下诏让各级文武百官上疏直言当下的朝政阙失。不过，变法派也特意留了一手，为了防止保守派趁机毫无原则和底线地对新法实施攻击和抹黑，他们在诏书里加了这么一句：若阴有所怀，犯其非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则顾望朝廷之意以侥幸希进，下则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誉，若此者，必罚无赦。
司马光本来应该为此而心满意足，可当他看到后面加上的这些内容后却是陡然色变。他再次提笔上疏大声呐喊：后面加的这几条都是些什么玩意儿？这还叫广开言路吗？这让人还敢放开嗓子说话吗？不行，必须把这些规定都给废了，必须让大家敞开了说，要做到想说就说且言者无罪！
当然，这并不是司马光此次上疏的主要目的，有鉴于此时他终于成功地打开了让群臣上疏言政且言者无罪的大门，他所发动的舆论战也就此进入了高潮阶段。既然开封的城门已经被他攻破，那么现在也就到了他进城剿灭“奸邪乱贼”的时候——司马光在这份奏疏的后半段非常委婉和含蓄地表示自己想要入京为太皇太后和小皇帝分忧。
司马光表示自己天生资质愚钝且才疏学浅，但唯有一点是让他自己都为之而感动的，那就是他觉得自己忠义刚直且不阿权贵，他还表示自己的这个优点是全天下人都世所公认的。所以，虽然现在这个国家被新法给祸害得破败不堪，但如果连他都不敢站出来说话，那么宋朝也就没什么希望了。况且，如果他此时不站出来讲话就将上负太皇太后和小皇帝的一片虚心求言之心，下则有负他这一颗忠君事国的忠肝义胆，如此他就将“内自痛悼，死不瞑目”。
最妙的就是这份奏疏的结尾部分，司马光说自己已经在洛阳闲十几年了，当得知朝廷让他出任陈州知州之后他是“义不敢辞，起发赴任次。到官之日，但勉竭疲驽，恪勤本职，苟力所不逮，伏须罪戾而已”。
读书人都是要脸的，司马光这种当时的超级网红兼国学大师和史学宗师自然比任何人都要脸，所以他的真实想法必须用一种极其含蓄和委婉的语言来表达，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能够从这番话里看出他的迫不及待。司马光先是自我夸赞，然后又说自己被朝廷起用之后是如何的激动异常以及恪尽职守，他在此时说这话其实就是在向高滔滔发出讯号：你怎么还不召我进京啊？现在是时候了，我要回京主持大局拨乱反正！
司马光为什么会这么急迫？他后来又为什么要急着在短时间内就废除全部的新法？他为什么就不能缓步实施他的计划？他难道不知道这样急切地废除新法对国家和百姓是有大害的吗？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他这等学识的人岂能不知急功近利的危害，可他自有他的苦衷——因为此时患病在身的他知道自己就快要死了！如果再不抓紧时间就没机会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啊！
阴险恶毒一点来说，司马光这种行为就是典型的为了自己的个人政治目的可以牺牲宋朝这个国家和全体百姓的福祉。废除新法他就可以死而无憾，至于过度急切地废除新法会导致宋朝浑身冒血，他毫不在意也无力管这些，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死而瞑目了。
苏轼不久之后劝司马光不要那么急迫地变更法度，而是应该缓步施行，更应该将新法当中的可取之处予以保留，要不然等到哲宗皇帝长大并亲政之后恐怕会为自己的父亲“讨回公道”以致朝局再次动荡。可是，被苏轼的这一番质问给惹得面红耳赤的司马光对此的回应是什么？是他厉声而出的八个天雷滚滚的大字——天若佑宋，必无此事！
好家伙！你司马光挖了一个大坑，然后你蹬腿走人，可宋朝在这之后因为你的所作所为而朝局大乱，你竟然要把这口锅甩给老天爷不保佑宋朝！此真乃千古圣人也！
高滔滔是何等睿智之人，司马光的这份奏疏一上她当即就读懂了这其中的深意，于是一道圣旨随即颁下：陈州知州司马光立马入京面圣！
司马光的表演暂告一段落，接下来轮到了太皇太后高滔滔同志闪亮登场。
下旨召司马光回京之后，高太后大笔一挥让那位北宋第一才子苏轼也迎来了他政治生命里的第二春，苏轼被再次起用并迁官为朝奉郎、知登州。后来在单独和苏轼面谈时，高滔滔曾向苏轼解释了这其中的原因，她说这一切其实是神宗生前的遗愿，但高滔滔选择在这个时候起用苏轼其实也有她自身的打算。
众所周知，苏轼是公认的保守派，如果不是因为反对新法，那么苏轼现在很有可能已经位列宰执集团。此外，苏轼此时在士大夫阶层和儒家弟子当中的声望和地位也已经与之前不可同日而语，他已经超越所有同辈成为大宋文坛新的盟主和宗师。值此废除新法的攻坚阶段，如果能让苏轼登高一呼势必响者如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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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相比当初的那个激烈反对新法的保守派急先锋，此时的苏轼在经历了世事的艰辛和命运的打磨之后已经在政治上变成了一个十足的温和派。十余年的贬居生活尤其是乌台诗案之后的遭遇也让苏轼得以再次回归到了人民群众的队伍中，他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士大夫，而是为了生计不得不亲自开荒耕地的老百姓，因而他对于新法的利弊可以说看得比司马光和王安石还要清楚透彻。当然，这些都是此时的高滔滔和司马光所不知道的，这也导致苏轼在不久之后注定了要让他们感到失望。
几天之后，高滔滔再又下诏催促之前就已经被钦定为“帝师”的吕公着赶紧赴京就任，同时她又让此时在大宋儒家的学术界正值声名鼎盛的理学宗师程颢也赶紧进京与吕公着一同担负小皇帝的教学重任。司马光、吕公着、苏轼、程颢，这些人几乎都在同一时间回归大宋政治舞台的中央且有两人还是当今皇帝的帝师，高滔滔想要废除新法的心思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对此，此时掌握朝政大权的变法派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我们再来看大宋的两位宰相此时在做什么。
身为首相，王珪这时候不但很忙，而且是活得很苦。先不说日常的政务，此时他最重要的差遣其实是神宗皇帝的山陵使，他的当务之重是如何为神宗皇帝选好一个墓地，然后让其入土为安。这个活儿可不能马虎，要知道当初权倾天下的丁谓就是因为这活儿没干好而从此跌落悬崖永世没能翻身。我们为什么又要说他很苦呢？因为就在高滔滔刚下诏让程颢入京任职之后，王珪立马就一命呜呼了。也就是说，王珪是带病在给神宗治丧并死在了宰相和山陵使的任上。更悲催的是，因为他的死正值神宗大丧期间，所以即便他贵为当朝首相但他的丧葬礼仪却全部一律降格，这是一个死了也不跟自己的皇帝抢风头的好臣子。
顺便提一句，王珪过世的这一年，他的那位名动后世的外孙女李清照刚满一岁，而他的那位千古留名的孙女婿这时候连根毛都还不是，伟大的秦相公得在四年之后才在黄州（今湖北黄冈）呱呱坠地。
王珪是指望不上了，那么次相蔡确呢？蔡确是个聪明人，眼下高滔滔垂帘听政，司马光和吕公着等人重回京城并获重用，明眼人都知道大宋就要且已经开始变天了，而变法派最大的靠山神宗皇帝早已经凉了，蔡确此时能想到的就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地位。至于向保守派进行反击，这对他来说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总不能发动宫廷政变把高滔滔给废了吧？
蔡确要怎么做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呢？他想到的办法是向高滔滔示好，具体的做法就是奏请对高滔滔的伯父高遵裕予以起复，不曾想蔡确的这记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面。高滔滔隔着帘子对蔡确怒喝道：“如果不是当年高遵裕在灵州遭遇大败，先帝又岂会悒悒成疾以致弃天下而去？如今先帝尸骨未寒，你却在这里为高遵裕请恩，你以为我是那种不明大义之人吗？”
蔡确虽然被当众打脸，可高滔滔也不会因此就罢了他的相位，那样就显得吃相太难看了。就在王珪去世九天之后，蔡确突然喜从天降，在这之前他本以为自己的那个美梦因为高遵裕之事而就此破碎了，但出乎意料的是他竟然梦想成真了。但是，转眼间他又觉得天旋地转，不止是他，整个变法派都在这一天感觉自己像是经历了一场地震。
这一天，一道圣旨突然降下：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升任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知枢密院事韩缜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门下侍郎章惇知枢密院，资政殿学士司马光晋升为门下侍郎。
没错，蔡确当首相了，韩缜成了次相，而原来的第一副相章惇官升一级成了枢密院的一把手。看上去变法派依然掌握着朝政大权，但请注意的是——力主废除新法的司马光不但回京了，而且还是第一副相（门下侍郎）。
司马光只是副宰相而已，这有什么可担心的？大家别忘了，当年王安石开始变法时也只是一个副相，可他背后有神宗力挺，真正的宰相富弼形同虚设，而司马光的背后也有人挺着，这人的权力和声望比起神宗皇帝只高不低。另外，变法派里面最强悍的斗士章惇经过这一次的升迁失去了行政权，即使他现在是枢密院的一哥，可在权重上他已经被司马光给压了一头。
在这次人事变动出台之前，高滔滔曾经征求过蔡确的意见。她要蔡确指定一个人出任次相，蔡确有意章惇，但他不好直说，只是说如果按照朝会的站班次序应该让韩缜晋升为次相，但如果按照祖宗故事则应该让第一副宰相章惇顺位成为次相。蔡确以为高滔滔会遵循祖制，但谁知道人家不按套路出牌，高滔滔轻声回道：“此事那就按照朝会站班次序来办吧！”
蔡确当即傻眼，从此以后他和韩缜就得直面司马光的强势挑战，而章惇这个变法派的头号猛将却只能在一旁的枢密院干着急。
在司马光的不懈努力下，掌握朝政的的变法派在巨大的舆论声势面前被迫同意由朝廷下诏让各级文武百官上疏直言当下的朝政阙失。不过，变法派也特意留了一手，为了防止保守派趁机毫无原则和底线地对新法实施攻击和抹黑，他们在诏书里加了这么一句：若阴有所怀，犯其非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则顾望朝廷之意以侥幸希进，下则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誉，若此者，必罚无赦。